空间理论视阈下的福克纳与伍尔夫小说创作研究

“意识流”（Streamof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于1884年在《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中首先提出的，威廉·詹姆斯这样写道：“意识……并不是以劈成碎片的句子出现……‘河’或‘流’这样的比喻才能最自然地把它描绘出来……不妨称它为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这个概念强调意识流的不可分割，但这个定义没有涉及意识的内涵、具体的性质和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流向。而弗洛伊德则认为人的心理包含三个部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其中，无意识是一种本能冲动，尤其是性本能的冲动，毫无理性可言，这一部分个人意识不到，却能影响人的行为。根据其理论，意识与无意识相互对立，无意识混乱盲目，但是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的内在动力。弗洛伊德还认为文艺和表现人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梦有相似之处，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升华，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1907年，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分析角度对德国作家延森的《格拉底瓦》作了一定的研究，由此潜意识和无意识才成为小说的合法领域。谈及意识流文学之源，从古希腊文学中便已出现文学的内心独白，和欧洲文学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哈姆莱特》中的大段内心独白。十九世纪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杰出作家，将内心描写发展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传统的内心独白，以外在的叙述、故事为主，人物的心理活动往往要依托外在的行为和客观现实，也是为了表现客观现实，传统的心理描写，注重理性，有很强的逻辑性，渗透着作家的深沉的理性思考。即使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物心理与作家意志存在“复调”，归根结底还是受作家的支配。法国作家杜夏丹于1887年发表的《月桂树被砍》，作品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方法表现了一个青年在六个小时中的心情变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意识流作品。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作家多萝西·理查逊的小说《人生旅程》（英国最早一部以印象主义手法为主的意识流小说）时，“意识流”被引入文学界。意识流文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兴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向繁荣，四十年代后趋于衰落。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一些作家认为十九世纪小说语言流于表浅，不能进入人物内心世界，他们创造了一种描写人的意识活动的方法，称“意识流手法”。这是一种模糊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特定心理状态，也许是最纯粹的自我表现形式。意识流进入小说创作视野，使现代小说进入新的领域。意识流小说借用跳跃、倒叙、平行等手法，直接模仿意识的运动。在运用这种新语言的小说里，作者也不必站在一旁评点人物，也不必直接告诉读者人物在想什么，而是让读者进入人物思维。R·汉弗莱在《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中，给意识流小说下了这样的定义“意识流小说是以发掘意识的语前层次为基本重点的小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物的精神存在”。关于意识流小说的艺术特色，在汉弗莱看来，意识流小说的核心问题是人物描写，意识流小说的优势以及对这类小说的肯定都有赖于它是否具有更准确更现实地表现人物的潜力……意识流小说家以精神状态和精神表现为题材……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关心的是人的实质。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家和意识流小说家代表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和英国作家伍尔芙，在创作中体现出许多相似性，而他们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又令他们作品的艺术表现各有千秋。他们都具有非凡的艺术想象力，福克纳的想象是理智的推想，而伍尔芙有些想象虽然超乎现实，甚至类似于神话的效果，却也同样符合文学的审美要求，并且体现了作家的女性特质。以福克纳主要的创作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为例。《喧哗与骚动》，书名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作品展现了康普生家族三兄弟及老仆人的内心独白，主要由人物的意识流构成，显示出意识流小说手法与多重叙述视角的有机结合。作品前三章分别由班吉（白痴）、昆丁（极度亢奋、濒于自杀）、杰生（偏执狂、虐待狂）三兄弟的意识流构成，展现了人物迷乱的内心世界，第四章则由完全正常的、充满同情心的老黑奴迪尔西讲述剩下的故事。小说采用了“神化模式”，故事、人物、结构与《圣经·新约》有着隐约的联系，“以基督教的庄严神圣使康普生家族的子孙显得更加猥琐……神化模式的运用，亦使福克纳笔下的故事突破了南方家庭日常琐事的局限，成为一个探索人类命运的深刻寓言”。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代表作品为《墙上的斑点》、《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波浪》等。作为极富才华的女作家，伍尔夫感受世界的心理极为细腻尖锐，在其作品中展现了对和谐完美的努力追寻。伍尔夫作品中的意识流手法比乔伊斯更为轻灵明晰，更易于被模仿和移植。在一些作品中，比如《到灯塔去》中的灯塔具有与精神世界合而为一的象征性。

伍尔芙与福克纳作为富有创造性、实验性的小说家，他们的创作特点在文艺批评界倍受关注，他们历经着一批批文学评论家与文学爱好者以不同视角、不同程度的多方位解读。在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他们的各自创作特色的同时，也给予了二者高度的评价。福克纳和伍尔芙正是具有天生的心灵禀赋能够达到想象力的自由创造与意识创造和谐统一，从而能赋予作品创造性的天才。福克纳和伍尔芙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创造性想象，这些想象在他们各自作品的小说人物塑造， 情节构建和小说结构等方面都有突出的体现，正是这些想象赋予了作品某种精神，而艺术作品的精神才是作品的灵魂，是真正历久弥新的东西，精神的建构离不开理念，而正是理念诱发了作家的理性追求与向往，从而为创造性想象力留下了广博的空间，也正如黑格尔所言：“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比较而言，作为男性作家的福克纳的创造性想象多数是理智的推想——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做出符合情理的关于事件过程和人物心理的推测，达到客观的真实；而伍尔芙有些想象虽然超乎现实，甚至类似于神话的效果，却也同样符合文学的审美要求，并且也体现了作家的女性特质——感性多于理性。

本书立足于二者的长篇小说，从空间理论视阈展开对二者全新的解读。探讨福克纳小说文本中空间元素的叙事功能以及小说结构上的空间形式，并将其结合美国南方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重在揭示福克纳叙事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以及福克纳努力重塑价值世界，对处在空间关系中的人类的人文关怀。通过考察伍尔夫对空间问题的再现，指出伍尔夫的空间意识与其创作理念、美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分析其小说创作中大量的空间意象和空间隐喻，可以发现伍尔夫通过再现各种空间所渗透的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揭露并批判僵化的精英教育体制对文化领域的钳制和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实质上伍尔夫所建构的是一个包含并超越二元的去中心化的第三空间。通过空间理论视阈展开对两位作家作品的解读旨在探讨现代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可以说，空间建构是二者意识流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阐释空间建构与创作者的审美理念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

威廉·福克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国内学者对福克纳的研究热情一直高扬，研究作品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研究内容局限于作家的南方梦、“时间”、“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和人物分析等。新的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为研究福克纳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本书立足于福克纳的长篇小说的文本解读，借助空间叙事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探讨了福克纳小说文本中空间元素的叙事功能以及小说结构上的空间形式，并将对福克纳小说的形式研究和其与美国南方社会的文化、历史的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旨在揭示福克纳叙事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福克纳努力重塑价值世界，对处在空间关系中的人类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通过考察福克纳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空间借以探讨小说中宏观的地域空间、微观的生活空间如住宅空间、内部家庭空间在表现小说内容和建构小说结构方面的作用。再通过分析《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八月之光》、《野棕榈》、《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等小说文本的多种空间形式在小说中的运用，论述福克纳小说独特的结构特点及其对表现小说主题的作用。此外，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理论探讨福克纳小说中的空间政治，以克里斯默斯、伯顿小姐、海托华、萨德本和査尔斯·邦为例，分析小说中的人物面对种族主义话语的空间实践，从空间视角揭示了种族主义话语的性质，体现了福克纳对南方传统及种族主义的沉思：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是南方的历史罪恶，也是南方社会的毒瘤，只有根除了种族主义思想，南方的未来才能充满阳光；运用雷蒙德·威廉姆斯所提出的“边界乡村小说”概念来分析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村子》，指出小说中很多和地理景观相关的空间书写展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美国南方农村的深刻变迁，折射了城市消费文化在美国南方农村的渗透。《村子》里关于老法国人湾的地理想象，实际上勾勒了一个处于变迁过程中物质的、地理的“边界空间”，同时也呈现了新旧冲突融合过程中充满价值矛盾的精神生活的文化空间。结论部分指出福克纳小说空间叙事的审美意义、文学意义及历史意义。福克纳以小说独特的形式表现出丰富的主题内涵，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瑰丽的宝藏。

同样，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以女性身份创作意识流小说的同时，更对小说中空间建构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从其作品中，读者不难发现，在她那捉摸不定随意跳跃的意识流动里，总有一些鲜明的空间呈现，并反复出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比如，“空屋”空间的建构一直贯穿于伍尔夫整个小说创作的始终，“聚焦空间”也是独具伍尔夫个人特点的空间建构，此外，“大橡树”空间、“灯塔”空间和“帕西瓦尔”空间，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这样一类空间里，都有一个中心意象的存在，这些意象正是抚慰或重振人物心灵的特殊对象。实际上，探讨“伍尔夫式”空间建构的审美性，不难发现伍尔夫的空间建构带有作者本人的生活印记，是都市伦敦和诗意自然的共同孕育。这些空间形态体现了作者对盛极一时的唯美主义理念的吸收与超越，特别凸显在前者对生命的关怀和对极端情感的消解，以空间创造的方式来表述使情感表达得更为平和与隐晦。另外，在空间建构上，同时代的作家也有不凡的表现，如普鲁斯特的“记忆空间”、艾略特的“荒原空间”和卡夫卡的“地洞空间”与“城堡空间”等，伍尔夫的空间创造因忠实于心灵和生命的普遍境遇和带有生命关怀的温度而具备自身的独特性。可以说，伍尔夫创造性的空间建构亦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想象与审美追求。因此，本书的空间研究立足于紧密联系文本本身，探讨空间与人物存在、与时代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叙事空间、意象空间与政治空间等角度对福克纳与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进行一种全新的解读，借以逐步发展与完善国内的相关空间领域的研究。